針對民間投資情況的實地督查、了解地方與民間資本之間的“隔閡”究竟在哪里十分有必要，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的定向突破。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著力擴大民間投資。國務院此次還罕見地派出督查組。會議指出，督查組將圍繞國務院2014年出臺的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相關文件落實情況，選擇部分地區進行督查，同時開展第三方評估。

對于國務院派出督查組，市場普遍解讀的信號都是，因為民間投資活力正在下降，督查組從地方對投融資體制改革落實情況進行督查，從而找到民間投資活力下降的原因。

確實，近期的民間投資數據不盡如人意。今年一季度，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相比去年同期回落了7.9個百分點，僅為5.7%。與此同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0.7%。這與以往民間固投增速往往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情況形成了反差。

與公共投資著眼于公益性為主不同，民間投資行動的動力無他，說白了，就是能不能從中賺錢。天下熙熙，皆為利往，民間資本作為市場的自由資金，自發流向沒有門檻限制、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是其必然的發展規律。而當前的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很顯然也就反映了缺乏賺錢空間的民間投資開始普遍進入了觀望的“惜投”心態。

改革開放以來，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一直是實體經濟中的“鯰魚”。那么為何當前連“鯰魚”也遭遇活力不足的困境？一方面，與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競爭不斷充分有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其他領域在完成充分競爭之后，越發暴露了未能開放領域的高墻。

比如水電能源、公路鐵路、電信運營等行業，國有資本長期壟斷經營，盡管產業規模更大，但運營效率不高，壟斷導致市場競爭不充分，有效供給不足的同時還進一步導致內需不足，這反過來還使得一些壟斷行業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但事實上，這些行業往往集中在基礎領域，是市場規模較大、增長前景較好、具備賺錢可能性的領域。

此外，這樣的難以逾越的高墻不僅在于行業準入，甚至在于行政準入。比如，PPP項目推出的本意初心在于給地方政府搭建與民間資本合作的政策平臺。然而，PPP項目推進至今，卻陷入了兩個極端方向：一是有良好回報預期的項目，大多給了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公司，留給民間資本的大多是回報預期不佳、甚至風險大過于收益的項目；另一個極端，是部分地方政府始終未能準確把握PPP項目的標準，而是急于把其作為化解地方債務的融資渠道，對于PPP項目的投資方向有時甚至私利大于公益，甚至出現此前媒體報道的“偽PPP項目”，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不僅變相被迫為商業利益背書、甚至有時還要因政府擔保承擔更大的風險。

這也是地方政府對于與民間資本合作愛恨交加的原因，恐怕也更是地方政府不愿與民間資本合作的心理動因——李克強總理此前在會議上就表示，“我到基層考察調研時聽到，個別地方群眾甚至編出了順口溜，說地方政府當前對民營企業有‘三不’：不聽電話、不接材料、不予辦事。”

正如總理所說，“一些民營企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而是‘沒門’！不知道‘門’在哪兒！”無論是對于民間資本還是對于民營企業來說，面臨的困境確實不僅僅是門，而是行業準入和行政準入甚至心理準入的高墻。

因此，針對民間投資情況的實地督查、了解地方與民間資本之間的“隔閡”究竟在哪里十分有必要，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的定向突破。

而未來重新激活民間投資的破題之方，還是在于把此前的會議中所說的“凡是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應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凡是我國政府已向外資開放或承諾開放的領域都應向國內民間資本開放”落到實處。打破準入的高墻之后，在此基礎上完善符合民資實際的準入規則和實行標準，這不僅僅能夠重塑地方政府與民間資本合作的信心，同樣也能夠給民間資本打一針行動的“強心劑”。